(《張大千大風堂藝術研究》汪毅著，四川美術出版社，2019年4月)

　　唐代詩人李白、杜甫是一個時代的文化標志，影響了中國文學史。其盛名家喻戶曉，甚至讓牙牙學語的稚童亦耳熟能詳。一千多年來，對李杜評價的詩詞林林總總，不勝枚舉，但讓我最感動的卻是韓愈“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的詩句，因為這道萬丈長的光焰是我們中華文化的驕傲。然而，對于大風堂及其藝術來說，我想借用這兩句詩來概括也是貼切不過的。基于此，我便有了心揚大風的足夠理由。

　　(汪毅在中央電視臺“走遍中國”欄目采訪中談“大千學”與大風堂畫派)

　　大風堂由張善子、張大千昆仲創(chuàng)自1925年，迄今近百年，堪稱近現(xiàn)代畫壇中的“中華老字號”。大風堂代代賡續(xù)(一代、二代、三代、四代)，具有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活態(tài)傳承的特征，猶如藝苑中的一棵參天大樹，枝繁葉茂，翠綠藍天。從筆者統(tǒng)計的《宣傳張大千出版物一覽表》悉知：張大千藝術的研究即“大千學”研究，堪稱畫壇的一部“顯學”，甚至不乏國際化趨勢。這的確是一件大好事，因為張大千不僅是大風堂的旗幟性人物，而且是當今畫壇的領軍人物之一。自然，張大千是本書研究的重點對象。

　　(汪毅在第七屆兩岸經(jīng)貿(mào)文化論壇提議兩岸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珠聯(lián)展》)

　　然而，從目前對大風堂藝術的整體研究來看，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出版界不能不說是一個缺失。盡管這個“整體研究”具有相對性，甚至屬于“泛概念”范疇。通過數(shù)年的努力，本書欲奉獻給讀者的正是這個相對整體研究的結果，即首次較系統(tǒng)地展示大風堂三代(堂主、門人、再傳弟子)的研究成果，想必會引起較為普遍的關注，特別是將張大千置之于大風堂文化背景中的研究以及個案諸多方向的研究。20多年來，我對大風堂的整體性學術研究和推動做有如下努力。

　　(2010年4月汪毅在臺灣張大千先生蠟像前 )

　　研究方面，一是在《澳華時報》《中國文物報》《中國書畫報》《時代周刊》《造型藝術(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畫學刊》《藝術》《中華文化論壇》、臺北《歷史文物》、香港《東方美術》等報刊，發(fā)表評論張善子、張大千、大風堂門人及再傳弟子文章逾百篇。二是出版《尋蹤張大千：臺灣之旅》《張大千的世界(三卷)》《走近張大千》《張善子的世界》等著作，《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文匯讀書周報》《中華文化論壇》等媒體曾對此有書評數(shù)十篇，《人民日報海外版》《中華讀書報》等對此有報道逾百篇。三是主編有《大風堂報》《走近張大千文論集》《張大千的世界研究》《張大千名跡》(與張之先合作)。特別是《張大千的世界研究》，為大陸第一本研究性的文論集，媒體報道近百篇。四是在報紙上刊登介紹大風堂的專版有16個，在《藝術》《四川美術》雜志上辟有介紹張善子、張大千專題。五是2002年以所著《走近張大千》為契機，策劃了由四川省文聯(lián)、四川省美術家協(xié)會等單位舉辦的首發(fā)暨研討會，提出了“走近文化名人，實施名人戰(zhàn)略”的主張并被媒體關注。六是在中央電視臺專題節(jié)目中，率先提出“張大千學”“大風堂畫派”兩個學術觀點。七是系統(tǒng)梳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與喚起中國文藝復興暨成都系中國文藝復興發(fā)祥地”等資料并撰寫成文和形成報告，得到中共成都市委、市人大常委會、市人民政府主要領導的批示。

　　(汪毅出版的大風堂著作及主編的書報)

　　推動方面，一是發(fā)起并助推張善子墓的維修(已維修)、其紀念館的建設，甚至建議國家民政部將張善子列入全國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曾納入第一輪遴選名單，詳見《張善子的世界》一書，九州出版社，2015年)。二是擬編輯《張大千全集》，并協(xié)調了兩岸三地(大陸、臺灣、香港)諸關系(遺憾，功虧一簣)。三是在第七屆兩岸經(jīng)貿(mào)文化論壇中，建議比照“《富春山居圖》聯(lián)展”兩岸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珠聯(lián)展”，得到時任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王毅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的批示以及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的具體意見(詳見本書《兩岸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珠聯(lián)展”的思考》一文)，遺憾因故擱淺。四是出任中央電視臺大型文獻片《百年巨匠——張大千》文史顧問，協(xié)調在臺灣的全部采訪，促使中央電視臺首次進入臺北故宮博物院拍攝并采訪周功鑫院長(詳見《尋蹤張大千：臺灣之旅》一書，九州出版社，2011年)。

　　(汪毅發(fā)表評論大風堂堂主張善子、張大千的期刊)

　　除上述之外，1999年，在紀念張大千先生誕辰100周年時，我與張大千侄孫張之先編有《張大千名跡》大型畫冊;2009年，在紀念張大千先生誕辰110周年時，我著有《張大千的世界(三卷)》，編著有《張大千張善子黃山記游》，編有《張大千的世界研究》，策劃了由四川省文聯(lián)、四川省美協(xié)等單位舉辦的“紀念張大千先生誕辰110周年暨《張大千的世界(三卷)》《張大千的世界研究》首發(fā)式暨學術研討會”。

　　(汪毅發(fā)表介紹大風堂再傳弟子的期刊)

　　2019年5月10日，是張大千先生誕辰120周年。這是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即所謂“花甲重光”。在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花甲重光”頗具紀念意義，歷來被人們格外看重。雖然張大千已駕鶴遠去，但他的精神卻在天地間永存，他的藝術卻在中華文明史中永駐，故他的“花甲重光”便具有時代的特殊意義。由此，在5月10日這個特殊的紀念日子里，我想應該再做一件告慰館主張大千的事，即推出《張大千大風堂藝術研究》一書，對大風堂藝術做一個相對系統(tǒng)的概括，以不負我曾出任張大千紀念館首任館長的人生經(jīng)歷。

　　(汪毅發(fā)表評論大風堂門人、再傳弟子的報紙)

　　1983年4月2日，張大千先生在臺北逝世，棺葬于梅丘，作伴于“一樹一放翁”的陸游和梅妻鶴子的林逋，讓梅的精神和意志綻放忽忽已36年。雖然我無緣與張大千謀面，但我的夢里有他，我的思念路上有他，我的心香一炷有他，我的詩和遠方有他，我所筑起的文章長城更有他，因為它已成為我生命曲譜中的強音符號之一。有緣的是，從1996年至2016年這20年間，我不斷踏上思念路，曾五度走謁摩耶精舍(臺灣張大千先生紀念館)祭奠張大千先生，一次又一次地感受他生命和藝術的氣息(2010年4月，拍攝《百年巨匠——張大千》時，我曾數(shù)日徜徉在摩耶精舍，詳見《尋蹤張大千：臺灣之旅》)，創(chuàng)下了在兩岸報刊發(fā)表四篇同題走謁摩耶精舍文章的記錄。由此，本書亦有祭悼張大千先生逝世36周年的意義。

　　《張大千與大風堂藝術》是目前全國第一本較為系統(tǒng)研究大風堂藝術的書，尚未包括我曾為大風堂堂主張善子和張大千、門人、再傳弟子寫的約200首詩和有關散文。作為對大風堂這個藝術群體的研究，本書雖不敢說厚重，但確有它的價值取向——既可以讓我們感慨大風堂藝術現(xiàn)狀的精彩，又可以為我們在2025年紀念大風堂誕辰百年時選編《大風堂藝術研究大全》提供一個視角。

　　本書趕在今年的五月前出版，具有不同尋常的緬懷意義。為此，我謹將它化作一炷心香，以紀念張大千先生誕辰120周年。

　　是為自序。

　　汪 毅 2019年1月于成都沙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