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成敗在于落實

　　——專訪原國務院體改辦副主任邵秉仁

　　邵秉仁強調，落實改革綱領將是一個艱難而復雜的過程，不僅取決于決策者的決心，也需要精密的制度設計。出任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的人選，將決定改革力度的大小；改革小組必須集聚一批超越各部門利益之上的、直接由中央管控的、勇于改革的社會精英，負責設計具體的改革方案，以及檢查督促落實

　　本刊記者/王全寶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我曾對未來十年的改革寫了‘七條意見’反映給中央高層。” 邵秉仁說。

　　1994年，時任遼寧省錦州市委書記的邵秉仁調到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他在這個當年主司改革設計和協調的機構里工作了近10年時間，從秘書長晉升至副主任、黨組成員。2000年開始任職體改辦主任的王歧山一度是他的同事和上司。

　　2002年11月，時任國務院體改辦副主任的邵秉仁被任命為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副主席。不到半年，體改辦與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合并，成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如此，存在了23年的國家體改委(辦)退出了歷史舞臺。

　　在擔任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黨組副書記、副主席四年時間后，邵秉仁出任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任副主任。目前，他是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會長。

　　作為曾經的體改委高官，邵秉仁尤其關注當下的改革。“我總的態度還是贊成這次全會的決定，但也希望能夠切實落實。改革既要維護社會穩定，又不能以穩定為名停止改革，否則將失信于民。”邵秉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改革關鍵在于落實，否則就是一紙空文

　　中國新聞周刊：作為體改委的元老級人物，你對十八屆三中全會剛剛通過的《決定》有什么評價？

　　邵秉仁：我個人認為，這是繼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力度最大的一次全面改革。如果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的改革解決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和經濟問題，那么這次改革則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生態文明以及軍隊和黨的一系列改革，確實是全面升華的改革總體方案，比我預想的要好得多。

　　改革到目前為止已經不可能單兵突進，經濟體制改革是核心和重點，但必須同時推進改革，包括政治、社會、生態，文化等等一系列方面的體制問題。這是此次改革最大意義所在。

　　中國新聞周刊：看來你對今后的改革很樂觀？

　　邵秉仁：我并不這樣認為。有好的綱領不等于就有好的結果，關鍵是這些好的改革目標和改革思路如何去落實，由綱領到落實還要經過更為艱巨的工作和實實在在的推進。

　　《決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這個時間表很好，但這僅僅是一個承諾，能不能實現取決于我們改革的力度和時機的把握。

　　既要按綱領推進實實在在的改革，又要避免改革引起其他的震動。因為當前面臨的改革現實環境十分嚴峻，整個社會矛盾非常尖銳。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管理體制一系列的矛盾使整個社會矛盾點集中爆發，這個時候如果不及時推進改革，就會出大問題；但是如果貿然草率推進改革，也容易出問題。

　　我要強調的是，改革關鍵在于落實。這些綱領再好如果沒有落實，也是一紙空文。

　　下一步改革，必須對利益格局的存量動刀子

　　中國新聞周刊：那么在你看來，在今后的改革中，要處理好哪些問題？

　　邵秉仁：我認為要處理好三方面問題，一是思想要真正統一；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三是如何破除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

　　思想要做到真正統一。不要以為開一次全會，黨和全社會的思想就高度統一了。事情并非如此簡單，因為現在的利益訴求太多元化。

　　如何把意識形態領域里有些問題貫徹到三中全會的精神上來，目前看這仍然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我們既要防止“左”的傾向，也要防止“右”的傾向。據我了解，黨的十八大之后，圍繞改革的問題就出現了一些左的思想，比如說堅決要搞“國有化”；還有一些右的思想，比如堅決搞“私有化”。在思想上，我們的改革長期受到“左”和“右”兩方面的干擾，思想真正統一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思想不統一的傾向，特別是當前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的時候，非常容易凸顯。“重慶模式”“唱紅打黑”之所以在一段時間甚囂塵上，就是薄熙來看到了當前的社會矛盾比較集中，所以想利用回到極左年代這種模式，重新搞階級斗爭。當然他已經失敗了，但這種思想現在有其社會基礎，我們得保持警惕，千萬不能跑回老路子上去。

　　據我了解，對于這次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口號，其中包括市場起決定作用，還是基礎性配置作用的問題，實際上還是有分歧的。所以在思想意識方面需要繼續統一到三中全會的《決定》精神上來。

　　中國新聞周刊：關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下一步改革，政府該如何把握好自己的角色？

　　邵秉仁：關鍵在于政府的轉型。三十多年來，政府一直在轉型，盡管經過了經濟“市場化”的改革，但近十年來政府實際是在“收權”，強化自己對資源的決定作用。

　　政府職能轉變是個艱苦的過程。讓政府退出市場，政府要削自己的權，剜自己身上的肉，這是很難的事情。比如說，所謂“簡政放權”實際上就是形式上的東西，說“審批制”不搞了，弄個“核準制”，我認為這實際上還是變相的審批制。

　　追逐權力是政府工作人員的基本本能，那么如何敢在自己身上動刀子？這絕對是政府要從國家和民族前途考慮的問題。

　　對于政府簡政放權，簡政好理解，就是簡化手續，提高行政效率。那么放權放給誰呢？是放給市場，還是上一級政府放在下一級政府？這有本質的不同。我主張是放給市場，由市場起決定作用，而不是簡單地把中央部門的權力放給省一級部門，否則問題更大，越往下(地方)腐敗問題越難以控制。

　　中國新聞周刊：那么，政府該做什么？

　　邵秉仁：我認為政府應該做好三件事：第一制定規劃，這種規劃必須上升為法律；第二加強監督檢查，就是監管；第三創造一個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

　　據我了解，目前各省都有所謂的投資公司，由政府直接投資。三中全會要求，今后政府直接投資要用于公共領域，不能直接投資做其他的事情。但現實是，各省根本不想放棄直接投資，因為這背后有利益因素。

　　中國新聞周刊：這就牽扯到另一個改革的障礙，即既得利益集團問題。

　　邵秉仁：下一步改革肯定會遇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頑強阻撓。改革三十多年來，整個國家財力是增加了，但是也滋生了一大批以壟斷行業為主體的既得利益階層，或者是利益集團。改革就是調整利益，這些既得利益者決不甘心通過改革把自己得到的利益輕易放掉。

　　在過去的改革中，我們曾不想得罪既得利益者，只在增量上做文章。但我主張改革必須動到存量，而絕不能再在增量上做文章了。比如收入分配調整問題，要抑制高收入階層，就必須動現有的存量，動現有的既得利益分配格局。沒有這樣一個調整，社會公平問題永遠解決不了。

　　比如給公務員漲工資，國有企業借這個機會也要跟著漲，本來國有企業工資就已經很高，結果還繼續高。又比如壟斷問題，我們提出要打破壟斷，市場主體處于平等競爭地位，實際上黨的十七大的基本論述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但為什么壟斷問題現在還解決不了，反而還繼續強化？

　　《決定》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經濟要打開大門，允許其他社會資本進去，包括民營資本等等，實際就是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如果不進行改革，特別是壟斷如果不打破，一切市場公平競爭都是“瞎扯”。

　　再比如說收入分配問題。如果把壟斷行業高收入給壓下來，調整其既得利益，這都要遇到極大的阻力。今后出臺一個事關國企改革方案，都得征求這些國企意見，如果這些國企反對，那么勢必就會給決策者帶來猶豫。所以下一步改革就要看決策者的決心了。

　　改革能否成功，取決于領導者的決心

　　中國新聞周刊：作為決策者，應該如何破解利益集團的問題？

　　邵秉仁：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這要取決于領導者的決心。為什么現在資本外流如此嚴重？實際上是大家都沒信心。另外，目前因為利益訴求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不斷，上訪告狀的不斷，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就談不上社會公平正義。

　　改革能否成功，還取決于領導者實實在在的工作力度。首先中央及省市這一級思想必須統一。審慎推進各項改革，抓住各項改革最突出的矛盾，一步一步扎實地往前推進。

　　中央這次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好的，我認為誰來擔任改革領導小組長人選很重要，因為它決定改革力度的大小。此外，我還想強調的是，不能把改革領導小組搞成議事機構或協調機構。實踐已經證明，凡是議事或協調機構，最終等于沒有。

　　接下來的具體改革方案出臺，都要有一批直屬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人員進行操作。這些人要超越部門利益，沒有一批超越于利益部門之上的人員，這個改革很難實質推進，等于空許諾。

　　改革領導小組成員可以去征求各部門的意見，征求民間各界的意見，但是得由改革領導小組自己去設計方案，而絕不能靠各部門去搞具體的改革方案。這是最關鍵的一點，也是我最擔心的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你曾經長期在國家體改委工作，體改委的工作經驗對新成立的改革領導小組有什么可以借鑒的地方？

　　邵秉仁：我認為，改革小組必須集聚一批超越各部門利益之上的、直接由中央管控的、勇于改革的社會精英，讓他們設計具體的改革方案，進行檢查督促落實。如果沒有這樣的設置，三中全會的決定將成為一句空話。

　　改革落實的辦法就是扎實地推進每一項改革，中央負責審時度勢，綜合全局，協調改革各個方面的利益。距離兌現承諾就剩7年的時間了，工作量很大，每一項改革都是牽一發而動全局。  ★

　　(實習生王詩藝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