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底女記者

　　臥底女記者

　　本刊記者/史琳玉

　　她是一名生于中國臺灣地區、定居英國多年的華人，她曾是英國《衛報》的一名記者，她的鏡頭對準的是非法移民到英國的中國勞工。

　　她叫白曉紅。2013年9月23日，由她臥底妓院偷拍非法賣淫女生存現狀制作而成的紀錄片《性：我的英國工作》，在英國BBC第四頻道播出。

　　近10年來，白曉紅用體驗式的報道方式，一次次地深入非法勞工群體中，目睹、傾聽甚至親歷他們背井離鄉的血淚與煎熬。她希望用自己的鏡頭和文字為生活在英國黑暗角落的中國非法勞工帶來光明。

　　白曉紅：臥底報道在英中國非法勞工的女記者

　　2013年9月23日，一部名為《性：我的英國工作》的紀錄片在英國BBC第四頻道播出。這部時長63分鐘的紀錄片不僅讓人們看清了皮條客壓迫、剝削非法移民賣淫的丑態，更讓人們認識了紀錄片的拍攝者——白曉紅。

　　1968年出生于中國臺灣地區、在英國定居多年的白曉紅，曾是英國《衛報》的一名女記者，勞工、移民和少數族裔等議題是她長年關注的領域。

　　兩個月的冒險潛伏

　　盡管紀錄片只有63分鐘的時長，但卻是白曉紅用兩個月時間偷拍集錄而成的。

　　2013年4月15日，白曉紅在《衛報》發文回憶了自己于2012年7～9月臥底時的一部分經歷。

　　白曉紅在東倫敦斯特拉特福德的一家妓院臥底做幫傭被解雇后，她工作時遇到的一位名叫米婭(Mia)的臺灣賣淫女把她介紹給了自己長期工作的另一家妓院的老鴇格雷斯(Grace)。格雷斯在倫敦經營著兩家妓院，以雇用初到英國的非法移民而聞名。

　　當白曉紅初次給格雷斯打電話詢問應聘事宜時，她被格雷斯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可否在做幫傭的同時兼職提供性服務，以應對忙時的人手不夠。在后來的臥底中，白曉紅了解到許多在妓院從事幫傭工作的女工最后都被拽入深淵，成為“小姐”，因為“小姐”才是這些妓院的搖錢樹，而“小姐”和幫傭的收入也有著天壤之別。客人多時，“小姐”不得不同時在多家妓院做活兒。

　　白曉紅成功婉拒了格雷斯的初次引誘，格雷斯同意她到其位于芬奇利的“按摩院”(妓院)做幫傭。白曉紅不知道，格雷斯對她的游說只是開始。

　　當白曉紅如約到達芬奇利中心火車站時，格雷斯并沒有把“按摩院”的具體地址告訴她，而是與她保持通話，在電話中一步一步指給她在每一個路口轉彎的方向，直至到達“按摩院”的后門。對于在英國居住多年的白曉紅來說，此時的她都難以告訴外界她的準確位置，更何況那些初來英國的外籍勞工。這樣的指路方式意味著“小姐”在面臨危險時很難自救，而這或許正是格雷斯的意圖。

　　為白曉紅開門的是格雷斯的中東籍男友，一名健壯的年輕男人。白曉紅說，看到他魁梧的身材，她便意識到，在日后的勞作中她不得不更加小心謹慎。

　　在地上一層的一座兩室一廳的公寓里，白曉紅見到了格雷斯。她告訴格雷斯，她的名字叫小云，來自中國浙江，現在是一個7歲女兒的單身母親，簽證過期后已經在英國非法勞作3年……這些都是白曉紅事先為自己編好的偽裝故事。

　　白曉紅在“按摩院”看到的第一幕為：一名40歲出頭的華人妓女在一陣咳嗽聲中退回自己的休息室后，格雷斯緊隨其后不停地謾罵，抱怨那名妓女已生病多日不能賣力干活兒。其實，格雷斯也是一位同樣沒有合法身份的中國大陸女人。她能在說出的每一句流利的英語中成功地夾雜污穢之語，常常令語言不通的妓女目瞪口呆。而實際上，白曉紅發現，格雷斯幾乎不能完整地說出一句語法正確的英語。

　　身為幫傭，白曉紅的日常工作是接電話、為客人開門、收錢、買菜做飯、清潔和其他打雜之事。她用來偷拍的工具是一副暗藏攝像機的眼鏡，該設備常需小心藏匿充電。因為多次不能及時給設備充電，無法錄攝，白曉紅不得不延長臥底期限。

　　在這兩個月的臥底生活中，所有發生在“按摩院”里老鴇對性工作者的謾罵和虐待都會在白曉紅身上發生。為了全方位、真實地感受性工作者的處境，她只能暗自強忍。除此之外，白曉紅還要時刻提防身份暴露。接待浙江客人時，她要巧妙地完成老鄉之間應有的寒暄；與浙江工友接觸時，她必須讀寫簡體字避免對方起疑……

　　就像每一位曾在“按摩院”做幫傭的女工一樣，在忙時被要求接客的事情同樣發生在白曉紅身上。在一次顧客要求白曉紅提供性服務被其拒絕而影響生意之后，格雷斯便加大了對她的游說力度。一天，格雷斯指著一名一天賺取了540英鎊的妓女冷笑著對白曉紅說：“你看，小云，你在哪里能如此快速地大把掙錢呢？在這里，沒有人可以避免做這個，你會感激我帶你入行的。”

　　事態的發展在一次白曉紅的蘋果手機被格雷斯發現后變得白熱化。為了彌補眼鏡的收音效果不理想，手機被白曉紅用來作為錄音的替補工具。而當這一價格不菲的手機某次無意從她的口袋里滑落時，格雷斯不禁質問她為何會有這樣高檔的手機，并懷疑她偷盜。

　　此后，格雷斯對白曉紅更加刻薄，甚至向白曉紅下發最后通牒，逼迫白曉紅必須在“兼職小姐”和“離開”之間作出選擇。那天，格雷斯先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為白曉紅做最后的思想工作：“你的英語能力是一筆財富，可以招來更多的顧客。”見白曉紅一言不發，格雷斯又轉換策略繼續說道：“你有考慮過你的女兒嗎？你來這里是為了什么？難道不能為你的家人做點兒犧牲嗎？”后來，白曉紅回憶此事時說，當她聽到格雷斯的這番話時，瞬間感受到了這話中的分量。她設身處地地想象著一位背井離鄉、背負著全家生計的外籍打工女面對這樣的勸導時是如何的無力抵抗。那次的勸說，以格雷斯同意她干完那一星期的幫傭工作終止。

　　就在這最后一星期的日子里，格雷斯變本加厲地壓榨白曉紅最后一點兒勞動力。每天早晨7點半，白曉紅必須開始新一天的勞作，直到第二天凌晨2點“按摩院”關門時她才能休息。哪怕沒有顧客，她也必須等到這個時間。從掃樓梯到做飯，整日的工作都充斥著格雷斯喋喋不休的指責，甚至有同情她的“小姐”工友來規勸她嘗試做點兒改變。

　　直到有一天，當白曉紅再次拒絕了一位要求性服務的顧客而格雷斯親自換衣上陣卻被顧客拒絕時，惱羞成怒的格雷斯最終把她掃地出門。白曉紅又被解雇了。但這一次，她終于拿到了足夠的素材。

　　關注非法賣淫女困境

　　這次用兩個月的時間臥底妓院，關注非法移民賣淫女的生活狀況，并不是白曉紅一時興起所為。其實，早在2004年，白曉紅第一次深入了解在英華人非法移民勞工這一群體的生活和工作狀況時，她就已經留意到非法移民賣淫女的存在了。當時，白曉紅意外地發現，非法移民勞工中女性的比例正在大幅增長。在她臥底打工的一家農場里，她結識了一位在農活淡旺季穿梭于性行業和農場之間的一名華人女性，了解到這些沒有身份的華人女性在英國打工不為人知的一些隱情以及她們面對的問題和危險。

　　此后，白曉紅便開始走訪英國各地的“按摩院”和倫敦多家色情場所，想就這一現象進行深入調查。然而，由于這一話題的敏感性和隱秘性，使得她的探訪屢屢遭拒。即便受訪者愿意回答她提出的問題，也多為蜻蜓點水，不愿多說。兩年的走訪沒能徹底觸及背后的真相。不過，這些多方調查的經歷也為她這次的臥底工作提供了前期準備。

　　2005年，白曉紅認識的一位來自中國東北的非法移民女工被搶劫三次都不敢報警，只能忍氣吞聲，因為她被搶的錢物來自冬天農閑時在妓院賣淫所得。她告訴白曉紅，遭遇搶劫對于像她們這樣沒有身份的性工作者來說已經司空見慣，就連人身傷害甚至被強暴也時有發生。

　　2008年，白曉紅聽說一位叫梅的沒有身份的中國女人在東倫敦白教堂一帶被殺害，兇手是曾經與梅有過性交易的英國白人。當被問及殺人動機時，該兇手回答：“因為沒有人會關心這樣的非法移民，她很容易被遺忘。”

　　后來，白曉紅在接受采訪時說，正是這兩起事件讓她決定再次只身臥底調查，雖然當時她已經44歲。白曉紅深知，這次的臥底與之前不同，她自身的性別加之臥底對象的行業性質，都可能令其面臨種種危險。此外，偷拍和偷錄也是她之前用日記形式記錄臥底歷程時所不曾觸及的技術。雖然她已經重復練習，但臥底的同時兼顧拍攝和錄音，還是讓她承受著難以預料的強大壓力。

　　事實證明，白曉紅不僅化解了危險和壓力，而且還收獲了成果。

　　2013年4月，一本揭示非法女勞工在英國賣淫內幕的英文紀實文學書《隱形：海外性工作者在英國》在英國出版，作者就是白曉紅。之后，所有被白曉紅拍攝的鏡頭最終被剪輯制作成時長63分鐘的紀錄片《性：我的英國工作》。

　　白曉紅說，對淪為妓女的非法女工了解越多，想為她們帶來改變的想法就越強烈。因為在英國，雖然性工作者個人賣淫不違法，但是，同時在多家場所賣淫即為違法，再加之她們非法移民的身份不合法，這樣雙重的非法身份使得她們困陷在一種危險、脆弱的境地。

　　《隱形：海外性工作者在英國》一書出版后，有一天，白曉紅和攝制組來到她曾經臥底的妓院。得知白曉紅的真實身份后，格雷斯勃然大怒，朝白曉紅撲來。被安保人員攔下后，格雷斯依然不停地謾罵白曉紅。當然，這一幕也被鏡頭拍攝下來。但直至此時，白曉紅之前臥底的兩家“按摩院”仍然在營業中，只是有一家換了地址。

　　10年體驗式臥底生涯

　　雖然白曉紅向外界袒露她并不愿意被人貼上“臥底記者”的標簽，但她對體驗式采訪的執著和對非法移民勞工生存實況探訪的成果早已經使她在英國華人圈內小有名氣。

　　白曉紅的成名緣于她的第一本著作——《華人耳語：英國華人勞工不為人知的故事》。

　　白曉紅對在英華人非法移民勞工的關注始于2000年的多佛港事件。該事件的起因是司機為了節省能源沒有打開車上的通風設備，導致58名中國非法移民勞工在一臺運送西紅柿的貨柜車中被活活悶死。此后，她陸續聽到一些關于中國非法移民勞工在英國悲慘境遇的個案。

　　2004年2月5日，23名拾貝工在莫克姆灣被逼在漲潮中作業而集體溺亡，這些拾貝工都是中國非法移民勞工。聽聞此事的白曉紅震驚、憤怒不已，她決意要做出一些大力度的舉動。而最終讓她決定采用體驗式報道的方式進行采訪，緣于某次采訪時被采訪對象的反問。“如果你沒親身體驗，怎能真正了解我們的生活是怎么過的？”她被問得無言以對。采訪對象的這句話讓白曉紅認識到，只有體驗式報道，才是最直接有力的報道方式。

　　2004年3月，在《衛報》上司的同意下，白曉紅假扮成沒有身份的中國學生，開始臥底體驗中國非法勞工從尋工到勞作的全過程。從自己聯系工頭到取得信任，從獲取偽造工作許可證到和工友們一起在中介排隊等班次，從與工友們共食即將過期的廉價肉制品到共睡從垃圾堆里撿回的床褥……她與一個個身心憔悴的華人非法勞工一起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中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高強度作業壓力。

　　工作之余，白曉紅還要傾聽勞工們講述自己家鄉的貧窮，哭訴他們由于身份問題不敢檢舉前來搶劫的黑道人的遭遇，抱怨沒日沒夜的加班卻也無力討要應得的加班費的苦楚以及對西方的憧憬促使他們走上這條路卻至今希望渺茫的無奈。她切身地感受到這些非法華人勞工精神世界里那日夜在折磨著他們的恐慌和無助。她看到他們為了提高自身工作技能而主動學習英語，但使用的方法卻是把所有的英語發音都轉換成中國字、用中文來記憶。她企圖幫助工友要回應得的加班費，卻被工頭劈頭蓋臉地怒吼：“沒有合法身份，黑工還想講理？”

　　白曉紅離開的前一天夜晚，一位工友拿出一盒巧克力和一包香煙，這是他打算送給中介公司經理的禮品，希望中介公司能給白曉紅安排一份固定的工作。這些禮品花掉了工友兩個小時的工資。白曉紅明白，對于時刻擔憂能否定期寄錢回家的中國非法勞工來說，每一個小時的工錢都意味著什么。那一夜，她心里百感交集，一字一句地斟酌著該如何與她的工友們道別。臨走前，工友又送給她30英鎊作為路費，讓她路上珍重。

　　回來后，白曉紅將這11天的臥底經歷寫成紀實報道發表在《衛報》的頭版。這一報道引起英國社會各界對外籍勞工特別是無證勞工近似奴隸的生存狀態的關注。英國政府為此通過了法案《工頭執照法》，將工頭納入國家注冊管理體系。

　　白曉紅的第一次臥底經歷就在業內扔下一顆重磅炸彈。導演尼克·布魯姆菲爾德基于她的紀實報道將莫克姆灣拾貝慘案搬上銀幕，拍攝成影片《鬼佬》，再次引起社會各界對非法勞工的關注。

　　白曉紅體驗的腳步一直沒有停歇。2004～2008年，她先后在農場、食品加工廠、印刷廠和中餐館等多地臥底打工，用親身經歷結合采訪寫成她的第一本英文報道著作《華人耳語：英國華人勞工不為人知的故事》。

　　“走出去，走出國門去。”被視作脫貧致富、改變命運的機會，無數勞苦民眾不惜為此遠赴他鄉，卻不料外面的世界充滿艱辛。這里有著廣袤的土地、密集的人口，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卻沉默無言。白曉紅對這些非法無助勞工的關注一經開始便從未停歇，她用自己的筆鋒為非法勞工的生存真相作出記錄，用她的一本本作品讓眾人聽到非法勞工們的聲音。

　　迄今為止，白曉紅用10年時間完成了3本英文紀實著作。她的第一本書像是打開了一扇門，門內的種種問題吸引她層層深入、逐個探究，直至揭開黑幕面紗，通過她獨有的親歷模式呈現隱情，讓更多的人們了解非法勞工這個領域的真相。她的書不僅為底層華人勞工博取了當地社會的重視，而且搭建國際橋梁，讓國人聽到海外華人勞工的吶喊。她為這一群體發聲，也希望能夠為他們帶來曙光。

　　2013年9月，白曉紅用中文將3本著作合編成一本紀實文學《隱形生產線》，在臺灣出版。這是她為中國非法移民勞工譜寫的合奏曲，也是為她10年臥底的記者生涯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承擔探索真相的社會使命

　　今年45歲的白曉紅出生在中國臺灣地區，父親是前臺北市副市長白秀雄。2013年2月底，得知女兒臥底任務結束，白秀雄和妻子立刻趕赴英國探望女兒。白秀雄和妻子均在自己的領域有許多著作，喜愛弄文武墨。白曉紅從小受父母的影響，也愛用文字表達思想。但是，對于自己的家庭背景，白曉紅從未主動向人提起。

　　白曉紅從小就獨立自主，白秀雄對其實施的寬松式家庭教育又使得她的個性得以全面發展。1987年，白曉紅進入輔仁大學攻讀西班牙語文學學士學位。從那時起，她就頻繁地參加學生運動。自從她密切關注非法移民勞工的問題后，每次臥底她都鮮少和親人討論，只是告知親近的朋友她會消失一段時間。雖然父母擔心她的安危，但是，對于女兒堅持正義的理想，他們還是支持的。

　　白曉紅向往自由，個性叛逆。1991年，大學畢業的白曉紅遠赴英國求學。2001年，進入威斯敏斯特大學學習新聞學碩士是她攻讀的第三個碩士學位。之前，她已經在卡迪夫大學和杜倫大學分別獲得了文化批判理論和東亞文化研究兩個碩士學位。

　　在威斯敏斯特大學以“卓越畢業生”畢業后，白曉紅被推薦到《衛報》做記者。為了有更多機會真切地了解移民生活實況，她毫不眷戀殷實的家境，冒險居住在治安混亂的倫敦東區，因為這里是倫敦外來移民聚居的地方。她時常外出數月進行暗訪或實地調查，與丈夫聚少離多。最終，20年的婚姻被迫終結。她放棄做一個好妻子、乖女兒，只為實現心中的理想和恪守記者的職責。

　　“做記者就是要讓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白曉紅在接受《華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說。她認為呈現社會不公是她的職責。為此，她不畏千難萬險。“以欺騙的手段，來揭發社會的欺騙”是她崇拜的德國調查新聞記者岡特·沃拉夫(Günter Wallraff)的名言。她以此為標桿，時刻不忘一名記者的社會責任感。

　　白曉紅對《華聞周刊》記者說，到妓院偷拍是她最后一次做臥底記者，“其實，我能做的還有很多”。抱著一顆勇敢、獨立、執著、熱忱之心，白曉紅無疑會在她的職業生涯里做出越來越多的令人驚嘆的業績。

　　英國生產巨輪下的“隱形人”

　　有數據顯示，在英國的非法勞工人數有70萬～100萬。其中，亞洲國家約占三成。而亞裔勞工中，中國勞工人數最多，保守估計約有7萬人。這個人群的生存遭遇，正是白曉紅所關注并記錄的。

　　女勞工出賣肉體

　　在英國，約有8萬名女性從事性行業。其中，大約有移民2萬名。在倫敦近2000家妓院的從業者中，移民數量占據80%，且多為非法移民。令白曉紅驚訝的是，在她所臥底的妓院中，賣淫女多數來自中國大陸。

　　阿芬是白曉紅在臥底妓院中見到的第一名大陸賣淫女。她來自福建福州，到英國已經4年。在到達英國的前2年中，她和許多剛到英國的中國人一樣，在餐飲業從事薪資低廉的工種，但在第三年她就被解雇了，原因是英國政府移民政策緊縮后形成的對非法移民的解雇潮。

　　此后，阿芬的一位朋友介紹她涉足性服務行業。她告訴白曉紅，自己沒有一技之長，只得接受。后來，她發覺這是她到英國以來做的最好的決定。阿芬的收入突飛猛漲，客人多時一周能賺1500～2000英鎊，她遠在福州的家人也因此過上了更好的生活。雖然長期帶病工作讓她看起來面容憔悴，但是，談到賣淫給她家人帶來的殷實改變，阿芬的言語中還是透露著一絲欣慰。

　　白曉紅邊聽邊揣度面前這個40出頭的女人曾在福州老家的生活狀態。然而，令她驚愕的是，某次當阿芬請她幫忙讀出手機通訊錄里朋友的名字時，白曉紅發現，阿芬不僅不懂英文，連漢字也不能讀寫。這是白曉紅在英國遇到的第一位華人文盲。“多長時間(你想要)”、“90鎊(每小時)”、“50鎊(每半小時)”、“40鎊(每20分鐘)”是阿芬會說的所有英語。白曉紅不敢想象阿芬是如何在面臨危險時自救的，又是如何在生病時求醫以及尋求福利機構救助的。這些都令白曉紅心酸不已。阿芬幾乎每天都要給家鄉的兒子打電話，她說她需要聽到兒子的聲音。

　　除了像阿芬這樣為生計遠赴他鄉的大陸賣淫女外，還有為了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而不惜身負巨債在人蛇集團(專門從事偷渡走私業務的組織)的幫助下偷渡至英國的人。

　　阿玲也來自福州，家中有一個17歲的兒子由丈夫照看。在創業失敗虧損后，2008年，她借資20萬元人民幣交付人蛇集團偷渡到英國。她向白曉紅直言，她后悔沒有一開始就從事現在的工作(性工作)，而是做餐館服務員或外賣等費力、薪低的工作，白白浪費掉了初到英國的3年時間。當一年前她的一位從事性行業的朋友引她入行時，她沒有拒絕，因為當時她確實沒有更好的選擇。

　　改行給阿玲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不僅在一年內還清了人蛇集團的全部欠款，而且每周都有近600英鎊的收入。她打算掙夠錢在家鄉再買一座房子，之后再干兩年就回國。當她津津樂道地給白曉紅講述著這些時，也坦言了她為這份工作付出的代價：“我不得不密切留意我的健康了，經常會有嫖客趁我不備而不采取安全措施。”她聳聳肩又自我安慰道：“不過，問題應該不大，這種事情在這里的每個人身上都會發生。”后來，白曉紅了解到，嫖客之所以會不采取安全措施，是因為在老鴇的電話中得到了預先許可。但老鴇卻向妓女隱瞞了這些，并且沒有警示這其中的健康危險。

　　男勞工被壓榨體力

　　華人非法移民的女性勞工很多都在面對色情行業的豐厚收入時淪為妓女，被迫出賣她們最后的本錢——肉體。而在英國從事高強度勞動作業的華人非法移民的男性勞工卻不得不在低薪又充滿剝削的行業里輾轉摸爬。

　　在白曉紅第一次臥底的那11天里，她結識了來自中國上海的非法移民勞工張先生、秦先生和唐先生。他們就像從邊遠農村進入上海打工的農民工一樣，作為上海城里的貧窮人，也同樣離家遠走西方。白曉紅見到他們時，他們已經在英國漂泊了一年多卻仍未尋得駐腳處。

　　張先生和秦先生都接受過大學教育，曾經是上海的建筑工人。張先生的兒子在上大學，他說他之所以這么賣力，就是因為要給兒子提供最好的教育環境，要有求必應地支持兒子。

　　非法勞工想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是十分不容易的。最初，張先生和秦先生有時要在凜冽的寒風中站一整天，只為等待中介發放的一個班次。直到后來，他們遇到經驗豐富的賴先生。賴先生告訴他們，賄賂中介公司行政人員是獲取固定工作的捷徑。

　　其實，對于華人非法勞工來說，即使找到工作，也是高強度的體力活兒。張先生和秦先生曾在普利茅斯的一家花場工作，3個小時采摘100株百合花只能賺得3英鎊。即便這樣的活兒，也是季節性的。后來，沒活兒可做時，他們就去莫克姆海灘拾貝。據52歲的拾貝工唐先生回憶，強勁的海風令他背痛難忍，只做了一天就無法繼續。此外，他們還得整日提防著不可預知的風險。拾貝工人沒有漁業經驗，不熟悉海上勞作，雇主也不給他們提供安全訓練、安全設施，甚至連求救號碼都不給他們。遇到危險時，他們又無法以英語告知救生服務處自己的緊急處境。

　　臨時性、季節性、人事變化大的工作令這些非法勞工日夜擔憂不能按時還清欠款、無法及時寄錢回家。即便如此，對這些不確定性的工作，他們也不敢隨意更換，因為每去一個新地方就得重新支付一次150～200英鎊的中介費用。

　　工作之余，這些非法勞工的生活是孤獨單調的，沒有當地的社交網絡，又無經濟能力消受娛樂活動，身份的隱秘性使得他們習慣于避免出現在公共場所，成為社會邊緣之外的人群。等待工作、下班后試著恢復體力、再準備輪班，就是中國非法勞工在英國的生活模式。盡快還清債務、賺夠錢、盡早回國，是他們的共同夢想。

　　最無保障的“隱形人”

　　“他們就是生活在英國生產巨輪背后的‘隱形人’，他們是(在國內)無法抵抗市場經濟下強勢競爭的貧困農民、在基本制造業和服務業中以低薪維持生計的藍領工人階層以及在當地缺乏就業機會的年輕人。”這是白曉紅對非法勞工群體的總結。

　　白曉紅在其發表的有關非法勞工的文章中多次重申，英國政府對非法勞工工作權利的限制，使得他們只能從事最為“3D”(最骯臟Dirty、最不受管制Deregulated、最危險Dangerous)且低薪的勞務工作。2004年，英國《工頭執照法》的頒布和2008年移民政策緊縮后計分制度的實行，使得稽查嚴重，餐飲業不敢再用黑工，這使得原本就不見天日的非法工作越來越地下化，非法勞工的生活變得更加無以為繼。許多在英的非法女性勞工均是在這樣的打壓下被迫走向性行業，而行業的特殊性又使得她們礙于羞愧，連對自己的家人也不得不隱瞞真相，進入更加隱形的狀態。據白曉紅調查，雖然有少數外籍女性進入性行業源于拐賣，但大多為自愿入行，因為收入的豐厚成為她們無法拒絕的誘惑。

　　白曉紅關心非法勞工的生存狀態，更關心造成這一現象背后的政策體制和社會氛圍。非法勞工一年為英國經濟貢獻10億英鎊，占GDP約6.8%，但卻像“隱形人”一樣淹沒在充滿田園情趣的英格蘭城鎮下，他們是英國最無保障、最脆弱的勞動力。白曉紅期待著文字的力量能夠引起政策的改變，期待著她的付出能為非法勞工帶來光明。

　　(摘自《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13年11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