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下的公務員

　　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一提出，新老官員的更替效率即被討論。官員晚一年退休，年輕者等待補缺的時間就要延長，等待是否會消磨年輕干部的工作積極性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張靜 | 北京報道

　　2014年“國考”剛剛過去，數據顯示本次國家公務員考試計劃招錄1.9萬余人，這是近三年來招錄人數首次下降，但報考人數未低于2013年，152萬人的考試大軍再破報考人數新紀錄。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等政策，這些新政會對今后的公務員隊伍產生何種影響？資深者延遲退休，新人晉升是否更難？干部選拔年輕化的年齡“硬杠杠”會不會順延？簡政放權后，權力結構如何改變？權力指數下降的崗位還會如此吸引后來者嗎？公務員又將面臨怎樣的考核標準？嚴控財政支出和編制之后，“緊日子”會不會很“難過”？

　　延遲退休對公務員群體影響不大

　　“延遲退休從國家未來發(fā)展來看是一個必然趨勢。”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政策一出，有媒體發(fā)布《關于延遲退休及繳納社保年限的調查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支持延退的多是政府機關公務人員，他們對社會養(yǎng)老體系的滿意程度普遍高于其他人群，并且大多認為“漸進式延遲退休”可以減少政策改變帶來的陣痛。

　　而不少評論人士的觀點是：從公職人員開始延長退休年齡，確實阻力較小，一是他們的勞動強度較低；二是延遲期間不需多交保險金，照拿工資；三是可以多掌幾年權。但是這些特點對整個社會并無示范意義。

　　“工齡滿30年可以提前申請退休，我估計這條政策不會改，所以延遲退休對公務員的影響并沒有那么大。”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對本刊記者說。

　　竹立家則認為，目前年齡較大的公務員大多是改革開放初期進入公務員隊伍的，延遲退休，他們的學識、經驗和工作方式都可能得到有效的傳承。

　　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一提出，新老官員的更替效率即被討論。官員晚一年退休，年輕者等待補缺的時間就要延長，等待是否會消磨年輕干部的工作積極性？

　　對這樣的討論，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胡月星認為這是長期以來我國干部管理中過于強調官員職位和級別重要性的后果。

　　“700萬公務員隊伍里，有一部分人的從政動機還不純潔。公務員不是當官的隊伍，應該是為國家工作為國家干事的群體，但是在中國，有些官員認為公務員是特權利益階層，而沒有把工作價值和社會評價放在第一位。”胡月星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輿論對延遲退休之所以有這么大反應，是因為公務員在中國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說明我國還沒有建立一視同仁的社會保障體系，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沒有達到滿足大多數人現實需求的程度，在社會分配上需要進一步健全。”胡月星說。

　　簡政放權，公務員收入會減少嗎

　　延遲退休對公務員隊伍產生的長遠影響還需觀望，而簡政放權的影響可能來得更快。許耀桐對本刊記者說，三中全會《決定》中“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內容，對公務員隊伍將有較大影響。

　　2013年3月14日，《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發(fā)布，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推進的第七次政府機構改革。5月13日，國務院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議，動員部署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工作，新一輪轉變政府職能的大幕拉開。

　　截至目前，中央政府分四批取消和下放了300多項行政審批等事項。但竹立家表示，這些還不是核心權力，下放速度還要加快，力度也要加大。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簡政放權，“實際上是簡政讓利。”胡月星對《瞭望東方周刊》說，“關鍵是政府以身作則，自身定位為人民利益的維護者、政策的執(zhí)行者，不能與民爭利、與企業(yè)爭利。政府不能和市場混在一起，遇到利益就失去原則和立場。”

　　下放權力受沖擊最大的是所謂既得利益集團，那些靠行政執(zhí)法性收入維持運轉的單位也受到不小的沖擊。

　　“簡政放權后，可以斷定的一點是，公務員的待遇肯定是向低的方向走。這是國際的一般標準，公務員工資最高達到社會上同等職業(yè)工作人員的平均水平。”竹立家說。

　　政府“瘦身”后職能發(fā)生轉變，在其中工作的公務員的能力也要跟著改變。

　　“《決定》提出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就對公務員提出了更高要求。從行政權力的角度，今后運轉體系要形成一個決策科學、執(zhí)行堅決、監(jiān)督有力的體系。”許耀桐認為，分權制衡機制，將斬斷公務員隊伍的灰色收入通道。

　　對于權力下放到基層，胡月星認為，這可能激發(fā)基層官員的積極性，但如果管理不好，也可能出現濫用權力違法亂紀的現象。

　　竹立家認為，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是三中全會最大的亮點，“這對政府和公職人員提出了五方面的要求：政府公信力、責任能力、執(zhí)行力、監(jiān)督能力、公共服務能力。執(zhí)行力不到位是目前最大的問題。下放權力到基層組織后，就要加大監(jiān)督力度，各級人大監(jiān)督不到位現象很普遍，不光是公務員系統，人大系統必須發(fā)揮作用。”竹立家說。

　　盡快建立考核干部新標準

　　“過去我們考核干部把GDP作為唯一標準，現在舊的考核標準在逐漸廢除，新的要趕快立起來。”許耀桐說。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孫曉莉對三中全會《決定》中的政治體制改革分析說：“三中全會《決定》中的許多論述，都折射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比如對干部政績考核，明確提出完善發(fā)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這是政治體制改革中最關鍵的一環(huán)。在中國，干部制度非常重要，用人導向是指揮棒。指揮棒發(fā)生變化，干部的行為選擇就會相應調整。”

　　胡月星強調干部考核途徑的多元化：“過去都是被動的單項考核，只有組織部門、人事部門在選拔提拔的時候考核，平常由各單位自己管理。現在要改變成雙向的，要加大個人自我考核、自我管理。”

　　胡月星解釋說，全方位考核包括干部的上下級關系、他所服務的部門對他的評價、家庭生活等。“現在考核內容太單一，要素設計主觀的太多，考核渠道不多，影響考核效果，對干部真正內在的東西還是缺乏了解。好多干部認為考核就是簡單匯報自己的成績。”

　　他還說，讓人民監(jiān)督權力，也是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jiān)督體系的內容。“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完善黨務、政務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推進決策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

　　許耀桐認為，關于權力公開的改革是影響最大的，“加大對權力的制約和監(jiān)督，公開是對現在有權的公務員最強烈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