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問題是治國安邦重中之重”的思想，對進一步強化村級治理基礎性地位重要性的認識具有重要意義。村級組織雖然處在國家治理體系的終端，卻是國家治理全局中的重點領域。農民富國家富，農村普遍成為 “幸福家園”，全國才會有欣欣向榮的局面。

　　中國傳媒聯盟 據 求是網 訊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全國各地區的農村發展路徑和程度互有差別，但其治理的內生動力及發展方式卻存在著可以總結的要素和規律。農村工作千頭萬緒，找出治理工作的基本要素與主要問題，進行合理有效配置，形成符合規律的發展秩序，發掘現代高效農業潛能，才能更好造福農民。面對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嚴重阻礙著農業發展問題，村莊治理能力與治理機制、土地資源要素配置方式與土地效率、農產品生產經營與市場化組織等，已成為現代農業發展和村莊現代化建設的重點。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家庭承包框架下，東斟灌村圍繞集約化高效經營，推進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有序進行土地股權化流轉，辦家庭農場和種植園區方式，合理配置土地資源，組織高效農產品種植，呈現出民富村強、全面發展的喜人局面。這個村治理方式的探索表明，今天的“三農”問題，雖然不再有“大包干”之類轟轟烈烈的大事，但一些“不起眼”的為民服務項目和措施正是現代村莊治理的基本要素，他們創立的小農場、小園區以及小金融和產品安全保障體系，蘊含著新農村發展的希望和農民從溫飽邁向小康的夢想，也是國家糧食、食品安全保障的源頭。濰坊市主要領導駐點抓的東斟灌村經驗，對當前村莊“兩委”面對新情況、新變化如何增強服務能力謀求新發展；如何組織農民生產無公害農產品，打造綠色食品生產基地；如何推行自主議事、自治管理、自我服務的“三自”村民自治；如何把土地流轉、宅基地使用、產品安全、計生、保障等村務，交給老百姓自我組織、自我處理和自我完善等問題進行了有益探索。展示了村莊治理科學化的路徑和經驗，具有一定的示范意義。

　　基本情況：4000多年前，這里是夏朝的12個諸侯封地之一，叫古斟灌國。今天的東斟灌村，距壽光市城區35公里，全村有586戶、2073人，土地4486畝。這個村不毗鄰城市鎮區，享受不到城鎮的輻射和帶動，沒有特殊資源優勢，不靠近交通要道，無法借助物流集散和交通便利起步。就是這樣一個無區位、資源優勢的村，近年來，讓問題倒逼治理，靠科學民主和群眾路線，靠合理的資源配置，靠純樸民風和辛勤勞動，通過村“兩委”領辦產業、土地、資金等自成體系的合作社，用治理“組合拳”搭建起了群眾抱團發展、互幫互助、自我服務的平臺，破解了村級治理發展的難題，靠“地里來地里去”的種植業，靠結合本地實情發展經濟產品項目，過上了“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好日子。去年全村總收入5500萬元，村集體收入70多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6萬元，實現了民富村強，提升了群眾的幸福感和滿意度。東斟灌村經驗的核心就在于充分尊重村民主體地位，把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交給群眾，真正實施村民當家作主，保障村民的合法權益，從而調動了村民參與村務管理和新農村建設的積極性。

　　1 發展特色高效農業合作社：打造富民強村載體　　

　　作為壽光市東部邊緣地帶的東斟灌村，“土里刨食，靠天吃飯”曾是這里千年來的真實寫照。1993年前，和全國大多數農村一樣，這個村是一溜的低矮平房，兩條土路連著村莊和田野；一茬小麥一茬玉米，一家三口忙到頭，停留在溫飽生活線上止步不前。農業轉型迫在眉睫。經過發動村民反復討論，由村“兩委”牽頭成立集體農業合作社。農業合作社全國到處都有，而東斟灌村的農業合作社則是整合分散經營，運作新型合作社經濟實體。轉型農業的集約經營表現出強勁的增收活力。

　　（一）創建果蔬專業合作社，種植向“大而專”集約經營轉變

　　1993年后，壽光市成為全國聞名的蔬菜大棚示范區，東斟灌建大棚種植黃瓜，群眾嘗到甜頭。幾年過去，收益卻開始下滑。“種大棚就是為了賺錢，可黃瓜這些‘大路菜’種多了、利潤就薄了，必須考慮種植轉型，決不能讓村民在黃瓜架上‘吊死’”。當年35歲的村黨支部書記李新生去濰坊濰禾農場時，第一次見到了質優價高的以色列五彩椒，他與4名黨員干部帶頭試種五彩椒成功，為引導群眾種植轉型作出示范。幾年后在全村普及，形成村莊特色高效種植業。

　　產品轉型問題解決了，但新矛盾又來了。有些客戶來村里收菜時，不給菜農現金，甚至5元1斤的彩椒最后成了2.5元。在大市場面前，菜農處于弱勢地位，菜商欠款“失聯”、砍價的坑人事件時有發生，嚴重挫傷了菜農的種植熱情。村“兩委”發動村民討論解決辦法，注冊資金106萬元，成立了“壽光市洛城街道斟都果菜專業合作社”。從種子購進、管理技術培訓、蔬菜安全監測到購銷信息發布、錢款收支等，全部由合作社負責，實行收菜預付款制度，保障了菜農收益。

　　合作社建立了專門的銷售市場，形成“市場+合作社+基地+農戶”的生產模式，以利益聯結為紐帶，實行“合作社參與中介、客戶與種植戶買賣分離、購銷錢款集體負責”的辦法，保障了農業種植調整后繼續增收。目前，該村優質彩椒生產基地達2700多畝，產品暢銷北京、上海等城市，并出口韓國、俄羅斯、新加坡等國家。合作社的業績顯著，去年銷售品牌蔬菜達4500噸，銷售總額達2000萬元。五彩椒成了名副其實的“綠色銀行”。調查證明，農業合作社利于種植由“小而全”向“大而專”經營，生產、銷售由“跑單幫”向“集中力量闖市場”轉變，利于農民市場地位由“盲目性被動”轉變為“組織化主動”。在農戶家庭經營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農民合作社，是培育市場競爭主體，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矛盾的有效途徑，也是把農民組織起來，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有效方式。

　　（二）創建土地股份合作社，解決人地矛盾和土地流轉障礙

　　集約經營高效種植業，原有的分散式承包成了障礙。國家土地政策規定，土地承包使用權30年不變，各地大都是按人口分，分散經營，這在當時對保護農民積極性、引導農民加大對農業投入發揮了重要作用。若干年后，這個村在實踐中感到，“一刀切”的做法已不適合本村發展，分散承包已成為繼續發展的障礙；同時土地“生不添，死不減”，會出現一家三口兩人無地和四口三人無地問題，人地矛盾突出。調查數據顯示，全村平均每年出生20人，遷入37人，遷出13人，死亡21人，年均增加人口23人。該村務工、經商112戶，有70歲以上老人192人，有些村民因為年紀大或者進城經商、務工造成土地資源閑置，必須合理調配土地資源，必須解決人地矛盾。村支書李新生認為敢向問題“叫板”就能找到發展路徑。他帶領村干部、部分村民代表，到外地考察土地流轉，搞出適合自己的流轉形式，入戶摸底征求意見，一家家做思想工作，動員村民自覺將承包土地以股權形式入股分紅。

　　東斟灌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構建起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對全村4486畝土地用于辦家庭農場和進入種植園區流轉。2073名村民每人一畝地，以土地承包權入股，一畝地為一股，每年每股保底分紅600元。另外2000余畝地作為集體股，由村統一調配，按需承包給有種大棚意向的村民，收益按集體60%、社員40%比例二次分紅，一方面使村集體公益事業有了資金來源，另一方面維護了農民利益。

　　調查數據顯示，全村有3498畝大棚，528畝林果，60畝玫瑰園，400畝麥田。種大棚374戶，外出打工92戶，經商20戶。如一戶3口，土地沒入股前，每年種小麥、玉米收入不到1000元；土地流轉之后，一年土地股權分紅2400元。現在不愿意直接種田的農民，在村內合作社和外面打工，年收入均超過2萬元，多則3萬元以上，不種地收入卻更高。土地流轉后實現規模種植轉型，全村發展30畝以上的家庭農場20個，規模種植園區6個。壽光市委書記朱蘭璽認為：“隨著農村社會結構深刻變動，農業規模化經營要改變‘人均一畝三分地’細碎化現象。如何引導農村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開展高效經營，同時確保農民土地權益不貶值、不流失，是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

　　（三）創建資金互助合作社，突破經濟發展瓶頸

　　東斟灌村實行規模經營以后，資金成為制約發展瓶頸。一次性投資過大，導致資金緊張的農戶很多，在“跑斷腿”也貸不到款的情況下，“自救”可找到出路。2013年10月20日，村“兩委”引導農民自發創立資金互助合作社，現已加入合作社350戶，吸納資金160萬元，放出貸款130萬元。村支書李新生說：“成立合作社，不僅救急有來源，還聚攏人心維護發展秩序，提升村民生產干勁。”

　　這種完全由農民自己出資、自己管理、自己使用的“會員制”資金互助合作小金融，以“惠民利民、發展生產”為宗旨，將農民手頭多余的錢聚集起來，實行微利經營，存息與貸息由村民代表議定，以高于銀行同期存款利率吸納，低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放出，有效緩解了農民貸款難問題。合作社集體擔保，不存在任何借貸風險，盤活了村內存量資金。合作社資金不圖贏利，以貸定存，互助運營。村民反映：“村內錢村內用，大家知根知底，沒有風險。”

　　發展特色現代農業，必須建立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充分發揮公共服務機構作用，構建公益性服務與經營性服務相結合、專項服務與綜合服務相協調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濰坊市委書記杜昌文高度稱贊該村“三位一體”的合作社聯合模式從機制上解決了一個個“三農”難題。這個奇跡是可以復制的，正視問題并用心解決，實現強村富民的夢想，對每一個村莊來說并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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