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初，我去IBM總部阿蒙克面試IBM大中華區董事長一職。去之前，我一直擔心有人問我一些IT方面的技術問題。 作為來自于石油行業的外行，IT技術顯然不是我的長處。好在沒人問起我任何技術的問題，倒是有幾位IBM總部領導不約而同地問了同樣的問題：“IBM在中國有哪些挑戰？”

記得當時我談了跨國公司可能在中國所面對的四個方面的挑戰。其中第一個我提到的就是中美雙邊關系周期性的摩擦給雙方企業所帶來的困擾。當時我還舉了幾個不同國家同中國在不同領域的紛爭，殃及企業的案例。當時我描述的只是我的個人觀察，而且是一個“外行”從宏觀角度審視美國企業在中國可能面臨的機遇、困難和挑戰。從最近一年的形勢走向來看，很多正在發生的事情不幸被我當初言中。

這一年多來，尤其近幾個月來，伴隨中美兩國貿易摩擦的逐步升級，給雙邊企業的正常運行都帶來了不少的困惑和挑戰，可謂疑慮重重。

對于中美貿易爭端，IBM的立場是一貫的、透明的和公開的。我們相信關稅不是解決兩國爭端的最好機制。我們贊成對話和國際合作，而不是貿易沖突。提高關稅無益于解決雙方的貿易中結構性的問題，只會傷害雙方的經濟、犧牲民眾的利益。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不僅影響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更影響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民生。中美作為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當重新回到對話和合作的正確軌道。不幸的是，全球化在二戰后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近年又出現了去全球化的逆流，這是歷史的倒車。全球化過程中所出現的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問題，應當通過理性、平等、互利、合作的基礎上，通過對話加以解決。

國際化、全球化植根于IBM的基因中，這在IBM的名字中就有具體的體現。早在1924年，時任IBM董事長兼總經理的沃森（Watson）先生就將公司的名字由CTR公司更名為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縮寫成IBM），中文的全稱就是“國際商業機器公司”。這不僅僅是一個名字的更改，更是老沃森以及IBM走國際化、全球化道路的根本理念和愿景，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可謂意義非凡，影響到了至此之后近百年的發展歷程。1937年老沃森更提出“通過世界貿易締造世界和平”的理想。IBM有堅定的國際化、全球化理念，也始終堅持這一立場，因為我們認為這會給全人類帶來福祉。

IBM和中國有近百年的深厚淵源。早在上世紀20年代，IBM的產品就開始進入中國。1936年，IBM在上海設立了辦事處。

改革開放以后，IBM是最早正式進入中國市場，也是最早在中國建立綜合性研發機構的跨國公司之一。我們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部過程，參與并推動了中國信息技術產業的起步、發展、壯大和騰飛；我們引入了技術、經驗和理念，為中國培養了數以十萬計的技術和商業方面的專業人才。一位律師界的杰出人士就曾多次跟我說，知識產權保護的理念和培訓最早就是由IBM引入中國的。

多年來，IBM公司嚴格遵守所在運營國家的法律法規、奉行最高的商業行為準則，用最好的、可信的、安全的、可靠的、穩定的產品和服務回報我們的客戶，以真誠的技術協作助力合作伙伴，以感恩的心態踐行企業責任。要做到這些，既需要企業自身文化和價值觀的支撐，更需要公司在中國市場數十年堅持不懈的實踐。IBM參與了中國過去四十年的快速發展，中國也滋養了IBM。IBM與中國各方的合作過程中，讓中國受益、讓IBM受益、讓世界受益。

中國也憑借其全球最眾多的人口、以及中國人民的勤勞智慧，使之成為一個技術創新、商業創新層出不窮、活力四射的市場，成為全球戰略版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國正以市場、經驗、甚至技術回饋IBM、回饋世界。

目前中國的改革與開放進入到了新的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在提高供給質量，國家、企業都加大了在創新方面的投入，傳統的企業會同新型的產業都面臨著數字化轉型。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會有更多企業走向國際市場。

IBM以其與生俱來的創新基因，百年積淀形成的技術優勢，數次浴火重生的成功轉型，以及在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積累的成功案例和豐富經驗，在中國企業當下的轉型升級、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時刻，IBM能夠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幫助中國企業轉型升級、邁出全球化、國際化的步伐。

如今，IBM又一次走在轉型道路上，那就是成為“以云計算為平臺，認知計算為解決方案,專注于行業”的企業。

在大中華區，我們的戰略也很明確,那就是“與中國同創”，在傳統的IT產品和服務的基礎上，同中國企業共同開啟邁向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領域的征程，更好地服務廣大中國企業，為他們提供可靠的、穩定的、可用的、安全的產品和解決方案。

中美關系還會有各種風風雨雨，然而，IBM與各界繼續合作共贏的初心，不會改變。